中联反击：三一角色成谜
内斗背后的政商生态
在“迁都”和“拘捕记者”两次风波中，不难发现三一和中联在斗争中借力对象的不同。作为民营企业的三一，机制灵活，时常借力媒体，不仅“迁都”一事，最近一年起诉奥巴马、以及2010年智利矿工救援事件，均成为三一的“事件营销”成功案例；而中联重科作为湖南国资委监管下的企业，在必要时候则采取了报案、引入公安部门介入的方式。
在这种借力的过程中，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存在不恰当的行为。例如，此次新快报连续负面报道事件，就被中联认为是竞争对手联手媒体的行为，目前的陈永洲笔录也已经指向三一重工；而三一喊委屈的“间谍门”、“绑架门”、“海关门”等事件，均指责中联重科利用了自己良好的政府关系。
尽管梁稳根声称愿意将企业捐献给国家，成为少有的民营企业家“十八大”代表，并一度有传言称其将从政、甚至可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但记者在长沙接触到的各方人士，普遍都认同三一重工相比中联重科政治资源逊色的说法。
而相比中国其他省份，湖南的一大特色便是政治色彩浓厚。“你看那些著名的官场小说，《二号首长》、《人大主任》，作者基本都是湖南人，好多素材也来自湖南官场。”当地的一名公务员对记者说。他指出，湖南的官场生态有个长期特点，在于本地籍的高官较多，这个现象直到近年来才得以改善，而众多传言均指中联重科在本地政治资源中占据优势。
不过，三一同样有着自己的优势来赢得政府的支持。多位长期跟踪三一和中联的观察人士对记者称，在工程机械的市场上，起步更早、拥有更灵活的机制的三一长期处于领跑中联的状态，并给湖南带来了良好的税收、就业、GDP增长。在以经济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因素条件下，三一获得了湖南政府的财政补贴等诸多政策。
多名长沙本地人士对记者表示，在湖南的政商生态中，高层对于两家企业采取较为平衡的方式，但在具体的行政部门办事中，中联占据优势。
例如，在2008年对于意大利CIFA的竞购过程中，最终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协调下，由中联获得并购机会；2012年对普茨迈斯特的竞购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率先获得发改委的“路条”，奈何三一重工“铤而走险”率先与对方签约，造成既成事实，中联忍气作罢。
而二者之间的竞争虽然绵延十余年，明显恶化却是始于CIFA收购战。当时，金融危机的到来营造了海外收购的机会，同时三一中联也同时认识到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2010年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后导致行业长期低迷时显得更为明显。在此之前，尽管二者时常有各种摩擦，但高速发展的大盘子，使得双方各自都有足够发展空间，直到国际并购、以及国内市场低迷的出现，才让二者短兵相接。
为了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2011年8月，在时任湖南省省长徐守盛的见证下，梁稳根和詹纯新签署了一份行业自律公约并握手，承诺不再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讽刺的是，偏偏是签署了这份自律公约之后，二者的争斗反而更为激烈。
在宣布将总部迁往北京之时，三一不断强调并非对湖南政府不满。然而，他们也同时对外承认，北京的政治资源是“迁都”的重要因素。“以后再有并购战，拿发改委‘路条’时，我们找北京发改委，他们找湖南发改委，至少我们不会弱势了。”三一内部人士对记者称。
如履薄冰的基层视角
三一的“迁都”，最终只是将注册地更改为北京，只有相当少部分的人搬往北京，这让众多曾经担忧背井离乡的总部员工放下心来。留在长沙，意味着家庭、生活的稳定，但同时也意味着，将继续在这个城市里承受两个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的如履薄冰。
三一总部一名基层员工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同学来到长沙出差，自己原本打算过去请同学吃饭，尽地主之谊，但当听说同学住的酒店就在中联重科总部附近时，他只好让对方打车过到湘江这侧来。“不敢在那个地方出现，万一被谁看见，说不清楚的。”
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局限在星沙，这个长沙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很少到湘江对岸的长沙市区去。三一不错的待遇，帮助他毕业三四年即在星沙买了房子。与竞争对手的敏感关系，尽管整体上对生活影响不大，但总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疙瘩，比如毕业于长当地名校中南大学的他，不得不与毕业后进入中联重科的同学，相互之间刻意保持距离。
他透露，三一的单身男性员工，往往成了“湘妹子”的“抢手货”。与大部分民企不同的是，三一内部也鼓励员工相互结合。对于正当谈婚论嫁的这些男青年们，唯一的禁区是：“不要和中联重科的女生谈恋爱。”
对生活影响更大的主要是一些中层的干部。这些人是诸多恶性竞争手段的执行者，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不得不与对手不断纠缠。长期以来，这种你来我往的口水仗、甚至“无间道”的戏码，让他们疲于奔命，公开场合高声指责对手，私底下则抱怨这种生活“何时是头”。
有意思的是，海外市场似乎是个“世外桃源”。一名曾经被三一派驻到南亚某国的前员工告诉记者，在当地，三一和中联的员工相互见到之后都会打招呼，甚至偶尔在订单上还能相互协商，“大家在异国他乡，都是中国人”。但随着海外的泵送业务全部交给普茨迈斯特之后，他被召回到国内，立刻回归到了这种敏感的关系当中。
这名员工在回归长沙之后，正值2012年三一的“裁员潮”，在被通知将调往北方之后，他选择了主动离职。这拨“裁员潮”同样给上述的总部基层员工造成了困扰，作为其中的较为优秀者，他成功留在了公司，但很多毕业一起进入三一的朋友，均纷纷离职，以前下班后一起在不远处的长沙师范学校踢球的同事，可以组成一只完整的足球队，如今只剩下几个子人。
这种行业不景气造成的人员分流在泵送事业部仍在继续。一名三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今年集团的港口机械、路面机械都有不错的业绩，但占比最大的泵送业务仍然处于低谷，目前未能销售的库存达到3000多台，并称竞争对手拥有5000台的库存。双方在泵送业务上仍处于彼此“绝地拼杀”的状态。
上述三一内部人士称，去年集团实现了800多亿的销售收入，今年年初提出了1000亿的计划，但预估只能完成600多亿。竞争对手的情况同样糟糕，中联重科上半年财报显示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下滑约31%和48%。
不仅仅在传统的竞争业务上要继续“死磕”，就连双方都在发展的多元化业务也“针尖对麦芒”。例如，中联正在发展环卫车的业务，而三一紧接着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双方展开对各地政府的城管大队资源的争夺；消防装备等新的业务也同样成为直接竞争对手。
无论是从目前仍处于争议当中的新快报事件，还是从近期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景气度，再到在新兴业务上的竞争面的扩大，都说明，短期内两个企业的竞争都仍将继续，基层和中层员工们如履薄冰、疲于奔命的生活，仍然看不到尽头。
还好最最基层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这个烦恼。同在星沙的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就紧邻着三一重工科技园。夜幕降临时，两个工厂的没有班可加的工人们，围在一些带有性暗示广告的大篷车前，观看着廉价的表演。
这个时候，终于没有人提醒他们：你来自三一，他来自中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