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公路客运：在政策边缘挣扎
春节回老家河南省汝州市过年时，记者无意中得知，因去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公安交管部门对超员“卡得很厉害”，而农村客运普遍存在的不超不赚钱的特性，致使车主无法生存，曾导致2011年12月乡间客运几乎罢工50%。之后，班线票价不得已涨价0.5元，农村客运才恢复运营。这引起记者对汝州农村客运现状的关注。
新安全法实施是主因
“新的交通安全法对农村客运的影响太大了。”汝州市汽车客运总站相关负责人李先生（化名）慨叹道。据了解，汝州的农村线路里程多在40公里左右，平均票价在4~5元，大都采用19座的中巴车型，除去司机和售票员，载客人数为17人。
李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票价5元，里程40公里计算，即便是满员17人，上座率达到100%，票价收入一趟不过85元。而成本方面，一路飙涨的油价暂且不计，单是人力成本就支出不菲。“售票员工资从最初的300元涨到了1000元，司机工资则涨至2100元。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这样的工资对能开客车的司机吸引力不大，招到合适的司机相当困难。”李先生介绍说。
而农村客运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早7∶30~9∶30吃早饭前后，是进城办事的客流高峰，下午四五点钟则是返乡客流高峰，两个时间段之外的客流量很少。
这样算下来，春运期间还好，一般时候农村客运“不超载就不赚钱”。据李先生介绍，以往每次油价上涨或是有新政策出来，那些效益不好、勉强维持运营的线路总会受到很大影响。
去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影响就特别大。“交警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严格执行新安全法，一个都不允许超。超员100%罚款，罚款力度也很大，一般都在一两千元。要是关系好就罚个一两百元。”李先生补充道。
这对农村客运打击沉重，原本“勉强维持”的车主们一下子难以为继，几乎是月月赔钱，因此就酿成了去年年底春运前夕的大罢工。
夹缝求生 出路难寻
相信很多坐过农村客运班线的人都对其不逊于城市高峰期公交的拥挤盛况有所体验。去年春节回家时，记者几次乘坐农村班线，都对售票员死命往车里塞人的行为颇为气愤，很多乘客也都深恶痛绝地说：“动都不能动了还上人！”“真是挣钱不要命了！”售票员却不管不顾，充耳不闻，乘客也很无奈，趟趟车如此，等下趟车根本没有区别。
“我4年前跑农村客运时，最多时候，一个月挨7回罚，还是到处找人之后的结果。”李先生苦笑着说：“后来实在是憋屈又赚不到钱，就不干了。”他表示，如今的处罚力度比4年前更甚，经营者的压力可想而知。
据了解，此前汝州至虎头、樊庄等农村地区的客运班线就因为运营困难，没有车辆愿意跑，停运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2路公交车通至当地，而公交车允许部分超员，当地村民才有车可坐。
大罢工事件后，汝州市政府作了一番调查，不得已将票价上调了0.5元。李先生补充道：“最近油价又涨了两毛多，虽说农村客运每年都有油价补贴，但哪赶得上油价上涨的幅度啊？这样算下来还是直接涨0.5元更能维持经营。”
“而且按照新安全法不允许超员的话，有客的时候不能拉，没客的时候空车跑。车主受不了是一回事，对老百姓出行影响也很大。”李先生说：“高峰时候始发站就坐满了17人，那沿途等车的乘客怎么办？尤其冬天，一等半小时、一小时来趟车，却不敢拉，人哪受得了？”
不仅如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也让车主们很是困扰。比如，交通部文件规定1.2米以下儿童半票，交警则不管这些，表示每个孩子都是一条生命，几个月大的婴儿也得有座。曾有段时间各方为此争执不休，而公安、交通两部门也各执其词。“售票员无奈就要求孩子也买全票。”李先生认为政策的“掐架”同样不利于服务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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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交：远水不解近渴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再加上收益微薄，农村班线车辆中品牌不甚知名但价格低廉的为数不少，且多为挂靠性质。约两年前，曾有当地客运公司负责人告知记者，包括公交公司在内的汝州市4家客运企业正酝酿整合，推行股份制，实行公车公营。时至今日，却无疾而终。
“以目前这几家公司的管理力量和水平，公车公营运营起来困难较大，极有可能赔钱。”李先生解释道：“1994年前后，那时就是公车公营，结果稽查队和售票员私下结对，收钱不给票，最后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老底儿几乎赔光，运输公司差点垮台。”他同时表示，个体车主兢兢业业运营起来还利润微薄，改成公车公营，管理难度加大，会赔得更多。
“新安全法实施后，我们一直在探讨出路，研究过采用座位数更多的客车，但由于线路里程较短，改成20多座的车算下来照样赔钱，更不划算。”李先生介绍说。最终他们探讨的结果是，往城乡公交上转，“公交车允许一部分超员”，这样不但经营可以维持，“票价能降下来，也方便了老百姓”。
但城乡公交虽然可行，却是远水难解近渴。转到城乡公交模式，就要把现有的客运车辆全部换成公交车型，还要经过交警、运管部门的审批、发证。“不少车辆都还没到报废年限，有些还是刚买的，经营才一两年就报废，单这一点就不现实。”李先生分析道。
因此，目前的现状依然是交警不断罚，车主多互通信息，前后车电话联系，如果前一辆车通知“今天没交警查车”，就多拉点，否则就严格按17人载客。同时车主们也在疏通关系尽量少挨罚。如果新安全法继续严格执行下去，“这些农村客运的小客车将100%全部死掉”，李先生直言“这就是农村客运的现状”。
记者感言：
节后聊起春运时，一位同事曾很不解地问道：“我家那边票价都涨到8元了，你家是不是也涨了？你说农村客运怎么那么贵呢？”当时记者以为是油价和人力成本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综合导致的。在向李先生求证时，他的说法颇令人意外：“那都是次要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才是根本原因。”进一步了解后才得知，原来农村客运已经艰难到如此地步。
采访中，李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农村客运是在政策的边缘垂死挣扎。”汝州作为我国中部经济实力20强县（市）之一，农村客运的现状尚且如此，以此为缩影，整个中部地区乃至全中国无数县、市农村客运的现状或许更糟。
从国家到地方一直在提“聚焦三农”，而提到“三农”问题也大都会提到“发展农村道路客运”。因为，农村客运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的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是城乡均衡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切入点，事关农民出行权利的保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意义。
发展农村客运已经提了不少年头，国家也先后出台过不少促进农村客运发展的政策。我们一直以为，农村客运的现状肯定比以前好很多，实际了解后才发现，真实的农村客运并非我们想像的那般乐观。正如李先生所说，“本来是服务‘三农’的，反倒成了犯罪分子”，语调中不无悲凉。交通部出台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本意是保证生命安全，杜绝事故发生，而执行的结果却导致农村客运的难以为继，想必是政府意料不到，也是完全背离政府初衷的。
就像新的交通安全法一样，有时候好的政策不一定能产生好的结果。农村客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客运的发展需要的是公安、运管和路政等多部门共同协作，协同规范，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期待着政府能够给予农村客运更多、更系统、更具协调性、更统筹兼顾和贴合实际的支持，也期待着农村客运早日打破枷锁，真正实现飞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