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孙津川，生于1895年1月22日，原名孙方淦，曾用名孙竟川、孙继生。1923年春，孙津川进了上海铁路吴淞机厂（今中车戚墅堰公司）当钳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吴淞机厂党支部书记。1927年3月任两路总工会委员长、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率领以吴淞机厂工人为主体的上海地区铁路工人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6月当选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同年7月初，由于叛徒出卖，孙津川在南京被捕。10月6日在雨花台慷慨就义。
身先士卒，屡建奇功
吴淞地处黄浦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为上海北翼的江海门户，始建于1898年的吴淞机厂便座落于此。
1923年春，孙津川进入吴淞机厂一号厂冷气间工作，当钳工。下半年，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负责上海劳工运动的徐梅坤建立了联系，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淞机厂内景
1925年6月初，孙津川配合到吴淞机厂开拓沪宁、沪杭甬两路铁路工运工作的彭干臣和王警东，在吴淞机厂开办了工人夜校。
1925年8月21日，孙津川由彭干臣和王警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安排他参与吴淞独立支部的工作和领导“沪宁沪杭甬”两路铁路工人运动。不久孙津川又被全国铁总任命为沪宁铁路特派员。
遵照党的指示，孙津川在吴淞机厂积极筹建工会组织，建立友谊读报室——吴淞机厂工人俱乐部的群众组织。创办了沪宁半周刊——《工人周报》，每期发行500份，在沪宁线铁路工人中散发，有力地扩大了革命理论、工人运动的宣传和影响。
1925年年底，吴淞机厂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孙津川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26年4月初，孙津川配合佘立亚，恢复工人夜校。学员达到600多人。由于加强了对党团员的教育，提高了党团员的政治素质，使党组织的战斗力逐步增强。
经过彭干臣、王警东、佘立亚的言传身教，也由于孙津川本人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奋发有为，终于在短时间内就成长为一位出色的铁路工运领袖和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而吴淞机厂又为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活动的大舞台。
1926年10月下旬，吴淞机厂的十多名党员和进步工人，在孙津川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共上海区委的命令，率领吴淞机厂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分别在沪宁路镇江站西和淞沪支线同时破路成功，致使沪宁铁路交通断绝三天，为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了良好条件。充分显示了铁路工人的威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1926年冬，周恩来来到上海参与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到沪后，就来到吴淞机厂旁边的张华浜赵家宅二号孙津川家里，受到全家人的热情接待。周恩来与孙津川长谈，了解上海铁路工运情况。
为了夺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即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同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简称“特别军委”）。不久，周恩来、赵世炎又被任命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正副总指挥。
周恩来决定让孙津川担任“特别军委”的“总管”。周恩来密令孙津川脱产到上海市内选址布置“特别军委”机关。经挑选，孙津川妻子杨晨华用假名字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租用了一间楼房，底层布置为孙津川夫妇住处，二楼是“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秘密办公、开会、部署工作的地方，加三楼是周恩来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前后，周恩来常到这个地方开会、部署工作、吃饭、住宿。孙津川夫妇一面掩护“特别军委”和周恩来的活动，管理军委办事处，一面又及时积极贯彻“特别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发挥好铁路工人在起义中的先锋队和突击队作用。
1927年3月5日，吴淞机厂工人在孙津川领导下，实现了全体工人大罢工。吴淞机厂工人在周恩来、赵世炎、孙津川直接领导、指挥下，积极活动：他们宣传、组织并最后实现了上海地区两路铁路工人的同盟罢工；破坏了铁路电讯联系，截断了沪宁铁路，使奉鲁联军3000人和反动警察2000人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成为瓮中之鳖；训练、组成了以吴淞机厂工人为骨干的600名铁路工人纠察队。起义时，铁路工人纠察队除一小部分参与吴淞起义外，大部分主力被分配至上海铁路南站和北站的南市区和闸北区参加起义，发挥了铁路工人特有的作用。
当时的工人纠察队
3月22日下午6点，上海北站被攻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按原定计划，孙津川组织铁路工人首先复工，派出了由300名吴淞机厂工人组成的交通队，连续奋战了五昼夜，修复了淞沪铁路和沪宁全线铁路，为北伐军继续向前挺进作出了新贡献。
图为戚墅堰公司为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树立的纪念碑
才能卓越，功绩卓著
1927年3月22日上午，上海市第二次全体市民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孙津川作为两路铁路工人代表出席大会，行使了选举权；
3月24日，吴淞机厂工人代表参加了在宝山县立初中召开的吴淞区市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孙津川被选为吴淞区政府正式执行委员。
3月27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总部召集各工团代表举行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上海市总工会新执行委员40名。两路铁路工运领袖孙津川被选为正式执行委员。
3月28日下午，在上海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下，在上海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会所）召开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孙津川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并作了两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经过及成立大会之意义的报告，接着大会选举了两路总工会执委会，讨论研究了组织成立各站分会等事项。大会推孙津川为委员长。
4月2日，两路铁路工人代表又开大会。会议决定在两路总工会下设沪宁铁路总工会和沪杭路总工会。全国铁总在此设立办事处，指导两路工运。会上，委员公推孙津川为沪宁路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4月7日，吴淞地区各工会联合会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18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孙津川被选为工联会正副主任（又称委员长和副委员长）。
工会组织健全后，孙津川遵照上总指示，积极开展经济斗争，领导两路铁路工人根据铁路工人的特殊情况，向路局提出了改善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的32条总要求。
广大工人生活上取得一定改善后，孙津川又乘胜领导两路铁路工人开展打击工贼、封建把头、洋人走狗的斗争。这些斗争，鼓舞了广大铁路工人的革命热情，使工会组织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壮大。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过程中，上海地区以孙津川为典型代表的铁路工人，以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英勇顽强的战斗，建立了卓著功绩，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两年后，1929年3月15日，在中共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对在孙津川领导下，铁路工人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上海铁路组成反帝国主义的示威，使资产阶级不敢进攻上海，因此只为工人独霸。”
孙津川在罢工期间，非常注意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对上海两路铁路工人中涌现出来的工运骨干不断吸收入党。到3月17日止，发展了30多名党员。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吴淞机厂的党员已有200多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下午，沪宁、沪杭甬铁路总工会会所遭二十六军查抄，工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十多人被逮捕。孙津川闻讯后，亲去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提抗议，遭逮捕。上海地区铁路工人团结一致，逼迫反动新军阀释放了十几名工人。后4000名铁路工人签名，迫使当时的吴淞机厂厂长毛尔维和沪宁杭甬两路局局长孙鹤皋出面于4月22日将孙津川保释出狱。
第二天，孙津川就遵照组织指示，偕同妻子杨晨华、妹妹孙方素，与彭干臣一起离沪去武汉。
在武汉，孙津川参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与赵世炎、李泊之、顾顺章、郑覆他一起组成上海驻汉代表团，宣传揭露蒋介石残杀压迫工友的罪行。以后孙津川又去苏联开会学习。
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为充实、加强南京市地下党的领导力量，委派孙津川到南京市委工作，担任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孙津川加强了南京市委的核心力量。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时而化装成教书先生，时而化装成工人，深入群众，坚持斗争，积极为恢复各级工会组织而奔波。孙津川艰苦地进行了党员调查和组织整顿。1927年12月4日，在浦镇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南京市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前，推定孙津川为临时主席。孙津川号召全体党员勇敢地承担任务，积极恢复党的组织。会议选举了吴雨铭、史砚芬、罗世藩、宋震寰、孙津川、周长福等13名市委委员，4名候补委员。市委分工，书记为吴雨铭，罗世藩、孙津川分别为组织委员、职工委员。1928年3月，吴雨铭调任省巡视员，孙津川开始担任南京市委书记。
南京市委根据省委关于“艰难困苦地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工农日常斗争”的策略，抓紧日常的经济斗争，受到极大摧残的工农群众运动开始复苏。
孙津川自担任南京市委职工委员和市委书记后，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使南京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有了重要的进展。他除上述亲自抓了铁路工人和金陵制造局的工运外，还与人力车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组织了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先后在全市恢复和建立了19个党支部和38个党小组。
到1928年6月初，南京市有中大、沪宁铁路、浦口码头、浦口车站、浦镇大厂、九步洲农村、伤兵、军官学校、黄包车夫、和记蛋厂等10个支部，240名党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大会秘书长，主持大会的全部日常工作。他在大会上报告了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孙津川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表现了一位革命者无比的坚定、沉着、睿智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建立了卓著功绩，为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出席六大的广大代表们所赏识。虽然孙津川未能出席大会，但被选举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首席委员，另二位是刘少奇和阮啸仙。
忠贞不屈，慷慨就义
1928年7月初一天下午，孙津川准备在下关仪凤门外祥泰里姚佐唐住处召开党的工作会议。未料该处已被敌人查抄，并设下了埋伏。当孙津川走近姚家，发觉情况不妙，返身跑开时，被便衣特务包围逮捕。
在警察局，敌人逼迫孙津川交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下党的名单，但遭到坚决拒绝。敌人见软的不行，就对孙津川施行酷刑：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用钢丝鞭抽打……但敌人仍然是一无所得。
卑鄙的敌人抓来了孙津川的母亲，想让他的母亲劝说孙津川投降。孙母来到狱中看到被折磨的孙津川，只一个劲地落泪，因为就算是文化程度不高，她也知道不能劝说儿子做一个叛徒。
孙津川母亲与孙子
孙津川看着母亲，难过得久久不能出声，他说，“母亲，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可是我只想说，为人民为国家而牺牲是光荣的，我深情地期望大家都跟党走革命的道路。”
母亲颤抖着手拿出了孙津川最爱吃的梨，颤颤巍巍地递给了孙津川，说：“津川，我深知我劝不了你，来，吃梨。”
嘴里咬着梨，孙津川的眼角还是滑下了泪水，因为他深知母亲会来，其实是来道别的。
他将吃了一半的梨还给了母亲，母亲低头发现，另外半个梨子上用指甲刻了一个五角星。
戚墅堰公司员工学习孙津川革命精神：《致未来书——孙津川》
第二天，天未亮，敌人就叫孙津川、姚佐唐、贺瑞林等起身，孙津川平静而亲切地对周长福说：“长福你没关系，我去了。”然后他微笑着一一向难友们告别。孙津川走出牢门后即怒斥敌人：“枪毙我一个，还有十个！枪毙十个！还有一百个！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完的！”他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在昭示真理的革命强音面前胆战心惊，急忙用毛巾堵住了孙津川的嘴，他们用绳子将孙津川等绑在黄包车上，拖往刑场。
为了拯救伟大的祖国，为了解放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孙津川烈士的殷红鲜血，洒落在雨花台，时年33岁。
座落在常州花溪公园的孙津川雕像
戚墅堰公司党委开展的“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清明主题党日活动
